《左传》对国家大事的总结非常简练：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，意思是祭祀与战争，是国家最为重要的两项事务。这一观点最早并非针对周代社会，而是指殷商王朝。商朝对祭祀和军事的重视几乎达到了狂热的程度。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，商朝的建立可追溯到公元前1600年，终结于公元前1046年，前后存在约550年。然而，在这个存在了500多年的王朝中，几乎有四百年都在进行战争。
商汤通过“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”彻底推翻了夏朝，奠定了商朝的统治基础。在经历了约一百年的相对和平之后，商王仲丁在迁都于嚣（今郑州）后，商朝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征战，目标是周边的方国。仲丁征蓝夷，河亶甲征班方，武丁征伐鬼方、土方、羌方，武乙征犬戎，帝乙征伐夷方与盂，直到末代君主纣王在位时，商朝依然不断调兵遣将，东征西讨。
展开剩余81%相比之下，夏朝遗址如二里头遗址，出土的主要是祭祀用的礼器，偶尔会发现一些非实战性的兵器。而商朝则截然不同，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青铜器中，兵器的比例高达15%，而在殷墟晚期，出土的兵器比例更是上升到70%。尤其在殷墟西区发掘的939座墓葬中，竟有166座出土了实战兵器，且这些兵器出土的墓葬并不全是贵族墓，甚至平民墓中也有所发现。
殷墟的发掘不仅揭示了成批的青铜兵器，还出土了大量战俘的头骨，且这些头骨的种族多样，包括蒙古人种、太平洋黑人种、高加索白人种和爱斯基摩人种等。甲骨卜辞中明确记载，每当商王出征前，都会举行占卜和祭祀，而战争胜利后，又要向祖先进行祭祀，以表感谢。从这些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来看，商朝几乎是一个军事化的帝国，战争与祭祀几乎占据了商朝统治的绝大部分时间。
那么，商朝为何如此热衷于战争？这不仅仅是因为殷人好战，背后可能有更加深层的原因。让我们先看看史书和甲骨卜辞中如何描述商朝的征战。仲丁征蓝夷，史书中写道“蓝夷作寇”，即蓝夷部落入侵了商朝的边境。武丁征伐土方、鬼方，记载称这些部落“数侵殷边侯田”，即它们频繁侵扰商朝的领土。商朝对羌方的征伐，卜辞中写到“贞乎吴御羌”，这说明是商王命令贵族吴去抵御羌族的入侵。至于商朝后期对东夷的征战，史书记载得非常清楚，“武乙衰敝，东夷浸盛，遂分迁淮、岱，渐居中土”，意味着随着武乙的去世，商朝的国力衰弱，东夷部落逐渐侵占中原。
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商朝的对外战争大多可以归为两类：一是征伐背叛的诸侯和方国，二是对外来侵略者的自卫反击。考古研究也显示，在二里头文化向二里岗文化过渡的时期，伊洛平原并未出现洪灾的迹象。即便在武丁时期遭遇洹水泛滥，商朝的都城安阳（殷墟）依然保持稳定，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迁都。
这也说明，商朝的五次迁都并非为了躲避洪水，而是与其军事行动的需要密切相关。例如，蓝夷侵扰，仲丁迁都至嚣，开始征讨蓝夷；班方作乱，河亶甲迁都至相；征伐东夷时，商朝迁都至殷（今安阳）。这些迁都的方向和征战的区域高度重合，显然反映了商朝在防御外敌的同时，战术部署与地理选择的密切关系。
但商朝周边的方国为何如此频繁地挑衅商朝呢？郭沫若曾提出，商朝的宿敌土方实际上是夏朝的遗民，他们在被商族击败后逃亡至西北，因此对商朝怀有深仇大恨。程憬学者也曾指出，夏民族的部分族人逃到西北，而另一部分则仍在东方，这解释了为什么商朝不断遭到来自夏遗民的入侵和挑衅。
这一学说得到了考古学的支持。根据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统计，夏文化的遗址在汾涑盆地、长治盆地及环嵩山地区分布广泛，表明夏朝的文化延续在这些地区生根发芽。这些遗址的分布与商朝征战的方向高度一致，进一步证实了夏朝遗民及其后裔对商朝统治的反抗。
近年来，四川三星堆的考古发现也提供了新的证据。出土的陶器、玉器及牙璋等器物，显示了来自二里头夏文化的影响。牙璋是夏文化的代表性物品，而三星堆出土的牙璋虽有所改良，但依然是祭祀用的重要器物。这一发现为我们揭示了商朝为何要远征蜀地的原因：夏朝灭亡后，部分夏遗民迁往成都平原，成为三星堆文化的源头。
综上所述，商朝虽然通过战争将自己从一个方国逐步扩展为中央集权的王国，但它的对外战争和统治秩序的维护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而商朝的周边，仍然充满了来自夏遗民及其支族的威胁，甚至连推翻商朝的周朝，其自称的“夏”国背景，也表明夏文化在历史上的深远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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